转自：《广州日报》2021年12月27日

      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地位，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产业链韧性得到提升，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民生保障有力有效，生态文明建设持续推进。会议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必须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必须坚持稳中求进，必须加强统筹协调。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为深入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广州日报理论周刊邀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教授胡必亮，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执行院长、乡村振兴研究院乡村产业研究中心主任罗明忠就此进行解读。（文/广州日报评论员 李冀）

从三个维度深入理解“三重压力”

贾  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

　　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必须看到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应当如何理解及应对“三重压力”？

　　贾康：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基于对这一阶段经济运行情况的总结和清醒判断，进一步挑明了所面临的“三重压力”以及解决问题的思路与要领。我认为理解“三重压力”可从三个维度理解，分别是定向、调整和纠偏。定向，即在中国推进现代化的大方向上，重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党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要聚精会神地抓住发展这个硬道理。调整，就是在已经感受到的经济运行的“三重压力”面前，需要优化调整政策组合及协调配套。纠偏，是面对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个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要防止和纠正合成谬误，不把分兵把关变成只顾自己不及其余，避免局部合理政策叠加后造成负面效应，同时还要防止和纠正分解谬误，避免把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更不能层层加码，导致基层难以承受。制定和实施政策都要坚持系统观念和实践标准，遵循经济规律，以实践效果来检验政策的成败优劣。

　　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稳中求进”以后，“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延续至今。过去11年经历过的经济运行下行过程由三层因素叠加，如今可观察到新增的第四层。简言之，2010年，我国经济抵御世界金融危机的冲击后、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000美元而稳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阵营，按照一般经济规律进入以中高速替代高速度而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转换阶段，这是第一层因素。2018年受国际局势、中美关系新变化影响，这是第二层因素。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这是第三层因素。在前三层制约经济增长速度的因素叠加还未消化完时，当前又面临第四层因素：国际主要经济体疫情状态波动，输入型疫情对我国经济形成影响冲击，国际市场的能源、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我国的经济供需循环造成新的压力。

　　面对“三重压力”，会议强调稳字当头，先立后破，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慎重出台有收缩效应的政策，政策发力要适当靠前，从而坚定不移、聚精会神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抓牢发展硬道理，使经济运行保持在合理区间。实际上，经济运行是一个有序演化的动态过程，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都要把握好时度效。中央强调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即是要求我们保持战略定力和耐心，不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不把持久战打成突击战，在明后年要更好对接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实现行稳致远。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如何理解这一表述的内涵？

　　贾康：“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是基于中国经济成长性和潜力空间、回旋余地的客观判断。可以这样理解，只要我们按中央全局部署“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与“六稳”“六保”相结合，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率保持在合理区间，“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就能够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和信息化相结合的轨道上，迈向新的高质量均衡发展。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有望保持基本稳定，那么粗略估计“十四五”末期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有望达13000美元左右，大概率会超过世界银行现行的高收入经济体入围标准。这意味着，中国将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为实现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打下进一步的坚实基础。在此过程中，应高度重视政策的统筹协调，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保障速度的结合，确立推进现代化“持久战”思维和秉持全面协调的系统论思维。

　　“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们既有国内供需互动的循环，也有面对全球、内外经济供需互动形成的外部循环。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内经济已得到长足发展，培育出较雄厚的国内市场，有条件面对错综复杂的百年变局，更好地掌握住“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确定性。同时，我国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坚持走和平崛起之路，随着经济全球化主潮流的持续进展，加速开放融通、与世界经济体的频繁互动，将积极地构筑人类命运共同体。顺应经济规律，在高水平的开放过程中，我国将和全世界各个经济体更好发展经济、贸易和投融资交流等，其间生产要素全球流动形成的供需对接的外循环，必将与内循环相互促进，实现我国经济增长潜力与活力释放中的升级发展。

“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内涵与意义

　胡必亮　　北京师范大学“一带一路”学院执行院长、教授

　　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面临“三重压力”应如何将压力转化为动力，促进经济发展？

　　胡必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这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目前确实面临着比较严峻的形势。从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来看，第一季度同比增长25.6%，上半年同比增长12.6%，前三季度同比增长7.3%，1-11月份同比增长5.2%；从消费的情况来看，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3.9%，上半年同比增长23.0%，前三季度同比增长16.4%，10月份增长4.9%，11月份增长3.9%。由此可见，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收缩。进出口的情况要好很多，今年前11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以人民币计价，同比增长22%，其中出口同比增长21.8%，进口同比增长22.2%，贸易顺差同比增加20.1%。但是值得注意的是，11月份我国的贸易顺差同比减少了7.7%。总之，从需求来看，确实表现出比较显著的收缩情况，主要就是表现为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增速都有所放缓。从供给方面来看，由于今年的油电煤气运价格普遍上涨，导致企业生产成本提高，这样就直接对企业生产形成了压力。

　　面对这种局面，我们需要从两方面做出努力：一方面是更好地开拓国际市场，继续增加出口，通过扩大国际需求的方式弥补国内需求不足；同时也要加大从国际市场进口更多的能源和大宗产品，以减轻国内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压力，减轻对生产企业的供给冲击程度；另一方面是要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刺激投资、消费，包括通过货币政策释放更多的流动性、通过更加精准的财政政策对经济实体实行更加有效的减费降税政策，降低其经营成本特别是要降低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经济韧性强”体现在哪些方面？如何看待优势和短板，应如何扬长避短？

　　胡必亮：我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强体现在很多方面，也十分突出。一是我国地域辽阔、国土面积大，经济总量大，人口规模也大，因此经济发展回旋的空间大；二是我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农业现代化、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以及整体的经济发展方面的潜力都还有很大的释放空间，加上我国各省市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目前也还是比较大的，相互之间的互补性发展空间也比较大；三是我国既重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也十分注意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市场和政府两者配合发挥作用比较好，这就有利于通过进一步改进市场与政府的配合程度来促进经济发展；四是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努力，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可以通过科技创新促进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五是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积累，我国的物质基础现在已经比较丰实，加上我国人民吃苦耐劳，能够战胜发展过程中遇到的一切困难与问题。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如何理解政策发力？可以从哪些层面来阐释，将带来哪些利好？

　　胡必亮：化解“三重压力”、做好明年的经济工作，今年的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7个方面的具体政策。当这些政策开始发力并产生作用后，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明年经济工作的良好成就。具体工作中，建议把握好几个基本点：一是要掌控好政策发力的时间点，我认为现在有些政策就应该开始发力了，譬如说货币政策，尽管已经降准了，但还应该综合运用降息等多种工具；二是中央这次提到的政策很多，因此要注意打好政策组合拳，使各项出台的政策之间要相互支持，避免相互抵消，以提高政策的实施效果；三是要及时地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根据评估中发现的问题，对政策实施类型、方式、路径等做出调整，以便取得更好的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良好效果。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需要形成合力

　　罗明忠 　　华南农业大学经管学院执行院长乡村产业研究中心主任

　　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策略强调“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的目的与意义何在？

　　罗明忠：在外部经济环境错综复杂和疫情防控常态化条件下，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经济实现正增长，就业保持稳定，民生得到改善。面临“三重压力”，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经过改革开放的发展，我国积累了较为雄厚的财力，建立了全世界最为完整的产业链，健全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体系，拥有14亿多人口的国内大市场，开启了走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为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良好的社会条件。就产业发展而言，我国面临一些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的难题以及改革进入深水区面临新的问题，但只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基调，推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就能够以高水平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

　　要完成2022年我国经济发展的目标和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宏伟目标，离不开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合力，各类政策的着力点及其功能不同，要通过政策组合，充分发挥各类政策的综合效应，才能最大限度地获得政策红利，确保经济社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此，基于不同政策的特点及其效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了七大类政策及其政策目标，即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广州日报《理论周刊》：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基调下，推动“共同富裕”也必将遵循这一原则。未来，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的协调配套将是有效路径。应如何理解其内在机制及释放出的效应？

　　罗明忠：中国已经进入了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明年经济工作也围绕此展开。共同富裕是中国当前及今后相当长时期内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任务。但是当前，整体而言，我国收入分化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扭转。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为2.56，虽然相比2019年有所下降，但绝对收入差距仍然较大。分配制度不健全是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内在原因。其中，初次分配是根本，再分配是关键，三次分配是补充。为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既要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创造和积累社会财富，又要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首先要通过全国人民共同奋斗把“蛋糕”做大做好，然后通过合理的制度安排把“蛋糕”切好分好。要发挥分配的功能和作用，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的调节力度。由此，一方面，要持续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一是以收入分配改革为契机，破除阻碍收入分配公平的各类体制机制，解决内部的社会利益失衡问题，防范外部环境不稳定带来的分配公平风险。二是以收入分配公平为主线，建立各类要素平等参与的分配体系，优化初次分配中的工资增长机制和报酬支付机制，完善再次分配中的税收、转移支付机制，重视三次分配中的慈善捐赠机制，调节过高收入、取缔违法收入，确保分配制度合理有序运行，实现发展成果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目标。另一方面，要逐步清除阻碍收入分配公平的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进一步完善户籍制度和区域发展政策，减少由户籍制度和区域发展政策造成的收入、资源等分配不公现象，助力收入分配公平和贫富差距缩小。

　　同时，应充分关注到“国内国际双循环”对经济产生的影响。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深化对外开放程度，提升对外开放层次。同时，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坚持经济全球化理念，积极加入高水平自贸协定，构建更为紧密的全球经济发展体系，与国内高质量发展相互呼应、相互促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我国是一个拥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要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突破供给约束堵点，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环节，激发国内市场主体活力，进一步发掘国内市场的巨大潜力，畅通国内大循环。